高齡農民工陷兩難困境 專家:職業技能培訓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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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對高齡農民工羣體而言,年邁後如何落葉歸根是他們人生的下一個“路口”。打拼多年,歸鄉後如何找尋精神家園?記者近日在四川、浙江、江西等多地調研瞭解到,當地採取各種措施幫扶中老年返鄉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
然而,無論是留在城市裏打拼的“堅守陣營”,還是已經回到老家務農、打工的“返鄉陣營”,為改革開放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高齡農民工大部分仍在工作一線,且一些人還存在沒有養老保險、難找工作或留下職業病等問題。
部分“留守”羣體生活艱辛
目前有部分高齡農民工仍然在異鄉城市“討生活”。記者走訪北京、杭州等地多位高齡農民工發現,這一羣體目前主要依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從事保潔、門衞等職業,生活狀況不容樂觀。
“近幾年年輕人到勞務市場找工作的不多,大多是40歲以上的。”杭州杭海路勞動力市場職介員董成宏説,目前市場內長期“滯留”一批高齡農民工,普遍沒技術、文化水平較低,只能零散打一些小工餬口。“數量大概幾十人,做完又回到這裏。” 如今像北京市虎坊橋、杭州市杭海路這樣的老牌勞務市場已成為高齡農民“集散地”。
61歲的河南人劉德全在北京豐台一建築工地做門衞。今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27年。一間簡單的板房裏只有一張鋼絲牀和幾件簡單的傢俱、電器,既是值班室也是宿舍。雖然和做快遞員的兒子生活在一個城市,但老人大多數時間一個人生活。
“原來一起出來的工友,基本上都回家了,”劉德全説,他現在每月工資2600元,除了抽煙的開銷,最多的時候他一個月能存1800元。“趁還能幹得動,給孩子和自己再攢點錢。”
在杭州三墩做小工的管阿強今年64歲,每天工錢100多元。“工地裏條件很艱苦,雖然有食堂,每頓也就是兩個菜。就打打零工沒有保險,我們擔心出意外。”管阿強的女兒管麗君説。
“現在這份工作到今年8月底。”杭州一小區保潔吳小妹説,“如果沒有單位續聘,我就去做些鐘點工。”她表示留在城市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女兒照看孩子。
工作難找,退休無靠
部分高齡農民工仍“滯留”城市大多出於就近照顧子孫、城市收入較高等原因,但隨着年齡增長,他們也在“干與不幹”之間猶豫。“工作難找”“退休無靠”使他們陷入“回與不回”的兩難。
一方面,工作機會減少。“送快遞、外賣,手機不會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沒見過。”受訪一代農民工普遍認為受自身身體狀況、文化水平所限,未來工作機會將會更少。“‘不做了’這句話我每年都説過,總有一天要幹不動的。”劉德全説。
與此同時,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進一步形成壓力。管阿強説:“現在出去買點什麼都貴,盼着一年到頭不生病。”
另一方面,回鄉生活又缺乏依靠。管麗君説,父母現在回鄉,靠種田基本無法養活自己。“沒精力也沒技術,種點自己吃還可以。”
“再攢點錢回家”是部分高齡農民工普遍的心聲和無奈:社保參與度低、對下一代家庭養老能力的擔憂讓高齡農民工缺乏安全感。吳小妹説,自己沒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如果回鄉生活基本上要靠兒女供養,生病了也沒人照顧。
同時,返鄉融入當地社會也成問題。“我在外邊呆了20多年,回去確實有點不適應。”劉德全説。
返鄉羣體遺留問題待解決
除了堅守城市的,近幾年一些高齡農民工已經選擇告別城市,回到家鄉,但遺留下的職業病與無養老保險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今年已經56歲的王福苟,因常年做搬運工作,7年前被診斷出嚴重腰間盤突出,經鑑定為傷殘等級十級。打工幾十年的他因為不夠錢住院,回到江西省樟樹市大橋街道龍灣村的家中休養。2011年,他也曾嘗試到福建漳州一家企業打工,但因為身體不適且檢查出肝病、胃病等問題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養活家庭。”如今,王福苟已經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樹市一家賓館做保安,僅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維持全家生活。“我老婆也有低血壓,家裏還有孫子和80多歲的母親,一家人的開支實在是太大了。”
此外,記者瞭解到,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都沒有給自己辦理養老保險的意識,而醫療保險也僅是報銷範圍有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
“以前一直都沒有要買養老保險的想法,現在有些後悔了。”今年55歲的鄧小華是江西省宜春市人。從1993年便開始外出打工的他,2008年回到老家在建築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資3000多元。“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個月的收入只夠全家人的温飽,我們夫妻倆都沒有買養老保險,所以想自己創業試試看。”鄧小華沒繳社保,自然沒有養老金。近幾個月,正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養殖業生意,“做生意收入應該還不錯,也許可以維持後半生的生計。”
“回鄉只是一個開始”
“回鄉只是一個開始。”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當前農民工返鄉後可能會遇到一系列的尷尬困境,而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是屬於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農民工,當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訓,可能在城市常年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職業,對自己人生沒有長遠規劃。當他們年老後,很多人在城市難以立足,不得不選擇歸鄉這條路。
“隨着年齡增長,中老年農民工退返人羣激增,過去農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積累的心理困惑、現實困難、多種因素可能導致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特別關注。”四川省農科院原副院長劉建軍説。
劉建軍認為,改革開放後較早離鄉出來的一代青壯年農民大軍,當年主要在18歲到40多歲,如今多數已是55歲到70歲左右了。中老年農民工隻身或舉家投身國家經濟建設,可謂“犧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農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不少家庭夫妻難聚,孩子流離就學轉學難,家鄉父老沒法照顧。在當年那種低工資、低保障、難維權、艱苦甚至惡劣的生存生活條件下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和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應得到關注、受到關懷。
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諮詢師李雲歌認為,作為城市“邊緣人”,中老年農民工情感長期無寄託,回到家鄉後,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很容易引發羣體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農民工隻身一人回到家鄉,或者兒女常年在外打工無法照料的,他們的孤獨感、無助感非常強烈,但是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李雲歌説。
相關保障制度需完善
接受採訪的有關專家學者認為,為了讓中老年農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摸清中老年農民工底數。劉建軍認為,需要對第一代農民工數量、區域分佈、分類結構、養老歸宿地、生活狀況、基本保障等問題給予重視並部署專項調研。
高齡農民工養老體系待完善。有關專家建議,國家應立法或出台政策統一全國農民工養老制度,加大力度統籌和規範解決老年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醫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務求全覆蓋,應保盡保落到實處。
中老年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職業技能培訓仍需加強。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中老年農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素質較低,部分勞動者年齡偏大,又缺少技術,回到家鄉後,缺乏相應的謀生技能。
引導返鄉中老年農民工參與鄉村治理。王卓認為,這批返鄉的中老年農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在思想和見識上相對開放一些,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可以引導他們積極參與。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崗位,或者進入村委會等,讓他們成為農村進步的“帶頭人”,發揮餘熱促進家鄉發展。
原標題:高齡農民工陷兩難困境 專家:職業技能培訓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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