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著不是電視劇的護身符

作者：閆偉 邵將

中國電視劇在幾十年的發展史中，對於名著改編的熱情始終不減，而且公認的一些早期的經典電視劇也有相當部分源自名著改編。名著有着持久而雋永的生命力，將其進行視聽化再創造後搬上熒屏，能夠喚起國人的文化記憶、普及原作的文化內涵、迴應觀衆的內心期待，當然也可爲製作方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爲什麼近些年的名著改編劇無論從品質還是口碑上都持續走低、不盡人意？根本原因在於創作理念的轉變，以前更多的是把名著作爲文學母體來進行藝術品的打造，現在更多的則是把名著作爲標識光環來進行商品的營銷。從最近某些引發爭議的改編劇中，便可見一斑。

某種程度而言，名著改編有些類似於散文的創作，可以“形散”，但要“神聚”。無論視角怎樣轉換、情節怎樣改動、人物怎樣增刪、表達怎樣變化，改編之作與原著在價值取向、主題內蘊、審美調性等方面應當保持基本一致。近期，改編自同名原著的新版《鹿鼎記》和改編自《半生緣》的《情深緣起》兩部劇之所以遭到瘋狂吐槽，主要原因就在於沒有把原著的精神肌理很好地植入其中。小說《半生緣》的主題“人生的袍子爬滿了蝨子”，在《情深緣起》中被演繹成“人生是席華麗的袍子”。觀衆在劇中難以體悟到小說的神韻——陰差陽錯的錯過或人性的隕落而產生的蒼涼感，取而代之的是苦情劇的怨和慘。小說中敢愛敢恨但又嫵媚十足的顧曼璐在劇中被演繹成上海灘霸氣的“大姐大”，難見人物應有的內心算計和豔俗氣質；外表文弱、內心堅強的顧曼楨，性格溫潤、搖擺懦弱的沈世鈞，在劇中被簡單化塑造成追愛的新青年，在這些主要人物身上均消解了原著中“沒有一個人物不悲涼”的生命況味。並且，小說中顧曼楨與沈世鈞的愛情悲劇既有外力推動，亦與他們固有的秉性特質息息相關，但在劇中更多地被歸因爲“棒打鴛鴦”，喪失了原有的思想深度和人性韻味。

同樣，新版《鹿鼎記》的種種問題，也緣於劇作的“淺薄”效果與原著的精神內核之間的嚴重偏差。小說既是一出引人發笑的喜劇，也是一部“掩卷悲從中來”的正劇，除表現了人性中的自由自在、至情至性之外，更寄寓了對當時社會體制和國民性的深刻批判。而新版電視劇的所謂“喜劇化處理”和“年輕化表達”卻使之淪爲一場誇張的鬧劇，觀衆無法在浮誇的觀感中體悟到歷史的縱深幽微、封建王朝的腐朽沒落以及在浮世繪中拼命掙扎的個體命運，義薄雲天和快意恩仇的武俠精神儼然已被插科打諢、裝腔作勢所取代。

如何理解“忠實於原著”？這裏的“忠實”當然不是亦步亦趨、照本宣科、依葫蘆畫瓢。由於藝術形式的轉換和時代背景造成的審美趣味的變化，進行一些表達方式和表現視角的轉換，以至於某些情節或人物的增刪與改動，都無可厚非，也十分必要。然而，隨意化的“魔改”則會過猶不及。新版《鹿鼎記》從“撒石灰迷人眼相逢茅十八”開始，擠眉弄眼、咋咋呼呼的韋小寶，便不斷挑戰着觀衆的忍耐度：用力過猛的五官搭配上懟臉拍的鏡頭、誇張變形的肢體動作帶來的混亂感、每聲哼唧都不放過的多餘配音……這種爲尋求某方面特質而過分放大角色某種屬性的處理方式，無疑是一葉障目、因小失大的不明智之舉。也無需打着“創新”的旗號來恣意作爲，因爲有價值的創新需要融入時代氣質、遵守藝術規律，而不是爲了“出圈”而刻意標新立異。

名著改編劇從誕生之初就站上了“巨人的肩膀”，在幾十年的發展中也形成了一套從選角到製作再到宣發的相對成熟的市場模式。然而，如果過度倚重市場運作、追求經濟收益，也容易使作品在逐利化傾向之下自降審美層級。《情深緣起》被詬病最多的是演員的選擇，一些大齡“成熟”演員在集體“扮嫩”時對角色的詮釋難免會多幾分浮誇感，少幾分原著的淒涼感，進而讓觀衆產生違和感。新版《鹿鼎記》因大量刪減重要戲份而造成的跳躍式節奏、過渡片段的生硬拼貼，以及種種細節舛誤，常常讓人一頭霧水、啼笑皆非。如何避免讓藝術創造邏輯在市場化運作中被屏蔽、被扭曲，當是創作生產者應深思的現實命題。

名著不是電視劇的護身符。名著改編行爲本身並無是非對錯之分，其成功與否取決於創作者的態度、誠意和功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只把名著拿來作爲電視劇的幌子、光環、加持項、光鮮外衣，只把名著改編當作“賺快錢”的捷徑，而不在尊重經典精神、轉化藝術形式、打造匠心品質上下功夫，則作品非但叫不響、立不住、走不遠，也必然難逃高開低走的市場表現。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